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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【目  录】 
 
前    言教师会上当代表 
破“四旧”我友受挫 
管理员与“总指挥” 
“红团”“一、二七”与“三司” 
短暂的“文革主任” 
“踏平固原城” “铲除指挥部” 
无根无据的“反革命” 
峪北人的阶级观念 
在“消毒”的岁月里 
煮豆燃萁“讧”与“砸” 
“走资派”和“闹分子” 
愚民心辨诤佞 
农民眼里看文革 
卖蒜人的遭遇 
报复与报应 
梁队长的美人计 
一个支书和两个队长的故事
【前    言】
中国人民，上世纪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四十年间，经历了两次大灾难——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十年“文革”浩劫。 
“文革”运动，是一场中国历史罕见而世界历史仅见的特大浩劫。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为的制造假设之敌，发动萁豆之煎，人民内部搞得你死我活，不共戴天。祸国殃民的暴行，持续了整整十年，真正的触及了数亿人民的灵魂与躯体。此次运动中，人的行为的激进、愚昧、疯狂、无知无畏、恐怖惨烈，是空前绝后而史无前例的。对人性的改变，人权的践踏，灵魂的虐杀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比周总理曾经题词“千古奇怨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？”的皖南事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那事非颠倒的十年中，权奸横行，忠良蒙难。受“文攻武卫”的唆使，阴谋共“阳谋”，暗箭加明枪，口诛与笔伐，剑影同刀光，人与人之间的绝情悖理之为愈演愈烈！搞得山川滴血，江河流泪，火药味拌着血腥味遍及各个角落。上自共和国主席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有的遭受奇耻大辱，有的性命难保。半饥半饱的中国人生活在连连噩梦中，冤假错案，车载船装。“文革”是一座神秘的地狱，给国家元首定的罪名比“莫须有”还莫须有！是一眼吃人的魔窟。不可计数的文物国宝被毁损，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。 
灾难性的“文革”历史，就是一部血浇泪铸的丑恶历史。 
“文革”造神运动中，倡导者和当事者，都过分的自信，客观的迷信和主观的自信，导致个人主张无限制的扩张。再加上举国上下，善良而愚昧无知的民众，亿万个本来清醒的头脑，在同一时间里，膨胀得发昏变痴，都成了手挥“红宝书”的迷信狂。蒙昧地崇拜和盲从，对“文革”运动有效的发起和疯狂地发展，走向不可收拾的“波澜壮阔”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只敬畏神，不知敬畏生命，不知生命的高贵，不敬畏生命的伦理，把封建迷信发挥到了极致，造神给人民自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后果。 
耍阴谋和玩阳谋的人，把玩“谋”当成了儿戏，不惜把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耍得玩得开心而自如，在玩两“谋”的共同作用下，千千万万无辜的人，被玩上了的黄泉路。 
党中央于1978年召开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以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肯定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讨论，拨乱反正，冲破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樊篱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决议》，彻底否定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给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平反昭雪，让千百万含冤蒙垢的人跳出了苦海，让数以亿计受株连的亲属们摆脱了历史的重负。这一系列的英明举措，对国人来说，是悲哀之中和遗憾之外的一份欣慰。 
特别是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土崩瓦解，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宣告了“文革”的彻底失败！“凡是”派们也跟着销声匿迹，光明和正义战胜了黑暗与邪恶。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。 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出现了一位很朴实的伟人，他在“文革”中是打倒、批斗、监禁、流放的对象。他具有特别深远的战略眼光，他就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。这位老人以非凡的勇气和谋略，高屋建瓴，脚踏实地，引导中国开启了走向国强民富的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道路。让中国走向世界，让世界走进中国。中国的面貌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而震惊世界的变化。他坦荡，豁达，可亲可敬，他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展示了才华，发挥了作用。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，建树是最卓越的，人生是最辉煌的，中国从此为全世界所瞩目认可了。 
为了我们的后代人，不再蹈“文革”苦难的覆辙，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提醒人们，不要过于健忘，要让后代人了解十年“文革”的一切，昭示后人，让浩劫悲剧不再重演。 
东洋小鬼子在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了八年的兽行史，早已搬上屏幕，载入史册，并将流传后世。膏药旗在中国大地上狂舞了八年，日本国内一部份人妄想掩盖侵华史，遭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谴责。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家园里所搞的同胞之间的窝里斗，更加惨绝人寰的兽行史，眼看着就要被经历者带进棺墓中去了。比日本侵华兽行的电影电视天天时时在各台上映，文革的兽行，电影、电视上早已绝迹。有意让今人忘记，让后人无所了解，有意否认“文革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存在，令人不可思议。 
当代的日本青年人不知道，他们先人手里有本罪恶的侵华史。 
如今中国的青年人，对“文革”灾难一无所知，对那个独步古今的人间浩劫一无了解。多数人连“四人帮”是谁，干了些啥事都是茫然一片。 
文革运动是一场超过唐山大地震灾难一百倍的十六级大地震！ 
巴金老人曾经提倡和呼吁过，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的设想，这倡议充满了老作家的良心与渴望，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倡议，在巴老生前逝后都不可能实现了？这个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。 
也有人倡议，把“文革”博物馆建立在纸上，这是来自民间，代表民意的呼声。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，是完全可行的。我非常赞同这个倡议，我们老祖先有句老话，说是“千年古纸会说话”呢。 
纸上“文革”博物馆如何建立，建成怎样的规模，我想政府可能不会支持也不会限制，就如老百姓在自己的村子里建庙修寺那样。 
纸上博物馆不属于政府行为，不需写报告不要审批和拨款。老百姓只要谁能拿起“瓦刀”（笔杆子）就可以动工修建，建筑材料就是史实加文字，手艺技术高低都没关系，只要他有心意。关注文革、反思文革，对历史有份责任感就行。揭示一下十年祸乱的残酷史实，其目的就是不想让“文革”的死灰再复燃。 
我既算不上知识分子，也不是作家，我只是一个识了几个字的农民。凭一点良心，我很乐意为建立纸上“文革”博物馆添砖加瓦，尽一丝绵薄之心意。 
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，滥用职权，以权谋私，堕落腐败。搞暴力拆迁和买卖拆迁，强权霸道，敲诈索贿，把访民视为刁民，对检举投诉的公民，实行压制，扣以“诽谤”等罪名，不出示法律文书，抓捕投监坐牢，先逮捕罗织罪状，这简直就是文革的翻版与复活。 
“文革”初期，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由于对领袖的高度崇拜，思想也曾激进过，狂热过，曾经也是“文革”的鼓噪者和参与者。写过大字报，喊过口号，还当过短期的公社和大队的群众组织的“头头”，也挨过批和斗。 
我想，有必要把自己当“造反派”、当“头头”的历史翻出来晒一晒，有何不可呢？ 
我们承受过动乱，动乱是铭心刻骨的。我是从动乱和苦难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人，对动乱特别敏感又非常反感。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，永远根除动乱。 
我曾经在几年前出版过《平民稗史录》和《平民亲友录》两本书。（内部书号）这次从那两本书中选出有关“文革”事件的章节，经过一番删改和增补，自成一书。我想当作一页砖或一锨水泥，献给纸上“文革”博物馆的工程。 
固原山城在三十多年前，虽然还是一个偏避的小县城，但在那不平常的年月里，紧跟着全国的大气候，大形势，同样的沸腾了十年，群魔乱舞了十年，如火如荼了十年。 
小县城内从“红团”到“一、二七”指挥部，还有“第三司令部”等三大派造反组织，真是派中有派，团中有团，相互之间斗得你死他活，势不三立！ 
在那个社会大动荡中，“动荡”出了为数不少的“帅才”和“将才”，成了生杀争夺的铁腕人物。他们可以擅自制定自己的法令，也可以随意废除国家法令，可以给坏人任官职授衔，也可以给好人判刑，甚至可以草菅人命！ 
我亲身所经历的，是生活在最低层社会中的小百姓们，真实的生活状况和生命图景，其中就有一些荒谬绝伦的镜头。人们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裹腹的日子，每天摆着一副严肃而肃杀的“阶级斗争”的脸谱，空着肠子高呼着口号，脑子里塞满猜疑和敌意，干着相互残害而誓不两立的勾当。父子决裂，家庭分裂，兄弟成仇，姐妹结怨，同志成敌人，怨家变战友。功劳变成“罪行”，耻辱又成“光荣”，领导搞成阶下囚，小丑发号施令…… 
农业社里，家家的房子七扭八歪，院墙豁牙露齿，墙上没皮，炕上没席，都不打算修补修补，却成天想着要去“修理”某某人。真是叫化子翻跟头呢——穷折腾！ 
我亲眼所见的，是那帮面目狰狞的，官府中的酷吏和民间的“左爷们”，抡着“左”棍，把好端端的人打成“黑帮分子”、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、“反革命分子”，用阴毒的手段，阴治人的令人惊恐万状而目不忍睹的场景。我也亲身挨过多次的大批小斗和小批大斗。七十多岁而又疾病缠身的地主老婆婆，面对给她要驾“土飞机”的三十岁的青年小伙子，打恭作揖告饶喊爷爷的图景，给周明仁架“士飞机”上“老马铡草”，把周志军弄翻在地，给脊背再踏一只脚；把老羊倌的舌头弄断，胳膊折断，逼迫上吊自杀的场面。红卫兵砸毁文化古迹，焚烧书画文物的真实而荒谬的画面，师道人格，荡然无存，人们变得那么的愚昧和冷血了？那简直是狗吃泥娃娃呢——没有一点儿人味了。 
对文革的暴政恶行，当时的人都是由目共睹、有耳皆闻，让时过境迁、睹者、闻者，一个一个均已下世作古，没有文字记在载，那段历史很快就会被湮没。 
舌头战、口头战、笔头战、拳头战、棍战、鞭杆战、刀子战、枪炮战，时有发生。真是触目惊心、有笔难述。 
在那个病态社会中，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怪现象。比如：各街口道旁横七竖八的语录墙；高大的头戴八角帽或拿雨伞去安源的领袖画像壁；红海洋；三更半夜敲锣打鼓放鞭炮，迎接“最高”“最新”指示；红卫兵站在各十字路口，拦截行人强令背颂《语录》；各农业队的田间地头上，插语录牌和领袖画像牌，开工前早请示，收工后作晚汇报的神坛布局；还有每天不绝于耳的“打倒”声和“万岁”声，唱《语录》歌，跳忠字舞等等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既是目击者，也是见证者和参与者。 
我就想用自己亲耳所听，亲眼所见，亲身所经历的实实在在的极端荒唐和极其野蛮的事儿，说说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，写写那个喊杀叫打的时代。把那十年间的真实生活如实地记下来，在“向前看”的时候，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。 
我的书中的人物不是塑造的，而是真人真事。是作者把他们当时的活动情节记录下来，再现于书本中。发狂的人，愁苦的人，斗人打人的人，被斗和挨打的人，戴红袖章的人，戴白袖圈的人，戴高纸帽子的人，砸毁文物烧书籍的人，整人的人，保人的人，跳水坝的人，上吊服毒药的人，聪明人，糊涂人，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（多为化名），都是那个人为的悲剧时代涌现出来的悲剧人物，似乎都是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” 
回想那一桩桩画面，简直如影回放。 
我在三年前阅读了一部诗文并茂的志书——《固原春秋》。那是一部以诗叙事，以事写诗的格式编篡而成的史书。写了固原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到当今社会的历史，是上下几千年之间，在固原境内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，发展和经历的过程，以及重要人物的活动情况。是几位爱好文史而饱读诗书满腹诗文的老先生，对固原历史的重要贡献，我表示赞赏与敬意。 
《固原春秋》，诗、史、文、词并列，熔知识性，趣味性，真实性，可读性于一炉，用文字化来处理历史，用传奇化来再现历史，读来令人手不释卷。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儿美中不足，那就是，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，从土地改革（1952年），一丈子跳到了土地承包的年代（1980年）。中间隔断了三十年，历史空白了最复杂、最多难、最丰富、最不平静的三十年，极左思潮恶性膨胀的三十年。那是“极左”路线政策折腾得最严重的三十年，天灾加人祸，是人民吃尽了苦头的三十年。把合作化、公社化、食堂化、低标准瓜菜代、大跃进，大刮浮夸风、大放“卫星”、大炼钢铁、大搞阶阶斗争的历史隐匿埋藏起来了。以上这些事，我们固原人都经历了。我以为，固原人所经历过的事，就是固原的历史，就应该载入《固原春秋》这部固原人的“史册”中去。还有反右斗争，“四清”运动和十年“文革”也是只字未提，那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避讳了一干二净。这是不应该遗漏的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。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，“历史是人民写的”。 
既然“历史是人民写的”，那么，这些写历史的“人民”，应该有足够的勇气，也要富于正义之感，就不应回避自己所写的历史。对那么惨痛的史实，选择回避和忘记，是不可以的。人民给自己写的历史，就包含着是非荣辱和悲欢成败，不写就不写，要写就写全面，不要写成“跳仗子”历史。 
我们固原大地上，难道就没有出现过几个“窦娥”？没有上演过“窦娥”事件？没有呼来昭雪的冤魂？ 
后世人会有疑问：“那三十年，固原的人都那里去了？老先人都在干什么？这里曾经笼罩过饥饿和恐怖的气氛？经历过荆棘之路？咋没有记载？” 
三十年没有历史的历史（固原空白无记载），是历史学家开了历史的玩笑呢？还是历史开了历史学家的玩笑？ 
文革是一段谁也挥之不去的历史。难道1960前后饿死的人和“文革”中被整死了的人都是无血无肉泥捏的人？ 
历史尊重事实、事实组成历史。 
我们把这三十年的历史真象告诉后人，有何不可？难道就没这点责任吗？不敢为历史作证，咋能想起写史书来？ 
前代人付出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的惨重代价，史无记载，后世人不知此情，那就是写史者的责任了。 
评论家李美皆说过：“正视苦难，是为了经常唤醒自己”。 
“文革”是以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的客观事实。必须让历史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。决不能让那个悲剧时代的教训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湮没。史书要用事实说话，不能只拣好的说。编著者就是写历史的“人民”，就应该用公正的笔写公道的事。不回避敏感领域，客观公正，求实存真，不用揭发，不用控诉，不增美言，不溢恶语，不作渲染虚构，只写实事就行。让事实说实话。 
我们叙述历史，是对历史的记忆，绝对不是对历史的记恨。 
应科学、公正、公平、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不篡改历史，不掩饰真象，求实求真，这就是写历史的人应做的。 
曾在某处见到一句名言：“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，甚至导致重演。” 
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。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应从自己所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不应讳疾忌医，讳莫如深，改正错误，不要重蹈复辙。走过的弯路不要被历史所湮没，应真实地载入史册，才是有希望的民族。 
我这个老农民蠢笨地认为，史书的价值在于真实，不允许粉饰和打扮。任何一位研究历史和著述历史的人，避开1957年之后和1976年之前这个时间段，去著述史书，这种史书就会显出点儿残缺不全的感觉。如果此书再版时增补上那些内容，就完美无缺了。 
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夫，但我偏爱文史著作，在固原当然首推徐兴亚先生的巨著《西海固史》了，再就是《固原春秋》。尽管缺了点内容，毕竟不失为一部好史书。 
当然，《固原春秋》，避开“文革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，肯定是有道理的，皮裤套棉裤——必定有缘故。担心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，害怕一脚踩上了“地雷”，作者不想承担政治风险，因此，“回避文革”既有道理，又有权利，谁也无权说三道四。恳请宽恕我的胡说八道，我的这些话，就权当是屎爬牛儿放屁呢——不值一文（闻）罢了。 
对于“文革”，“清算”二字我还不敢妄言，我只敢说反思，必须反思，永远的引以为戒。要正视历史，拒绝遗忘，抢救记忆。 
文革中迫害致死的人百万千万，加上他们的亲属，受害者就上亿了！那文革的制造者、作恶者也应为数不少呢。如今受难者的后代人，都用抹掉记忆的方式来对付先辈人的苦难，那么在文革中制造惨难的“作者”的后人，对先人曾经干过的的恶事，是咋想的？咋作的？有没有反省的表示，还是佯装不知或无动于衷？ 
唐代诗人杜牧在《阿房宫赋》中有句千古名言：“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。” 
我们所企盼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，忍让、宽容、坦诚、不岐视、不仇恨，不嫉妒、不敌视。团结友爱的和谐社会，如今终于成了现实。我们感到了真实的幸福、幸运，这种幸运、幸福是另一种史无前例的。我们要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的局面。 
如今我们都在和谐社会中享受着和谐，我们要感恩这幸福的生活。 
我的书不是虚构的小说，是写真人真事的纪实文字，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和现实。 
因为文学水平的缺欠，也因为农民身份的局限，还因为农民眼光的短浅，孤陋寡闻。知识的贫乏和见解的肤浅，看事情的深度不够，井底之蛙，见到的也就筛筛那么大的个天。因此，所写所记的也就只是小天小地里的小事件。只是记忆中的一段“剪辑”，或是剪辑中的几个碎片。凭一个人几十年后的记忆，肯定是残缺不全或误差很大的，只能让读者管窥一下固原文革的点点滴滴，只是全豹之一斑而已。我总觉得，虽然无足轻重，微不足道，不过，记一点总比全部忘掉好一些。毕竟是一点真实的历史记载，能否起个抛砖引玉之作用？蚯蚓钓鲤鱼呢——以小引大。 
写“纪实”的东西，凭的就是记忆力和想象力，可这两力我都缺乏，明知是不可为而为之，也是一种情愿的无奈。 
书中的缺点和问题肯定不少，肯请读者批评指正。 
《平民稗史录》和《平民亲友录》增补后约95万字，定名《平民与稗史》，分成三册。之一副标题：“暮年忆往事”；之二副标题：“特殊十年经历”；之三副标题：“散文、杂记”；三册书各30余万字。 
我想申办本省的书号出版，却是一个四门无路的人，托人找了出版社电话号，打过去说了我的要求，编辑室一位女士问书稿内容，我说其中一本有关“文革”的记录。她答复说，新闻出版署有文件，有关“文革”内容的书有限制，要严格审查审批手续，我一听没戏了。 
这下我终于完全明白了《固原春秋》隔断历史的原由了。 
我一直觉得，近年来固原人出的书很多了，只是有关“文革”的不多，我想补一点小空白，对固原历史起点补缺作用。 
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“文革”，宣布了“文革”的破产，消除了“四人帮”，否定了两个“凡是”。改革开放都三十多年了，又限制“文革”作品，难道……我们这些60-70岁年龄段的人，经历过这限制那不敢的极“左”时代，对限制这限制那的政策，害怕极了，不寒而栗！ 
很想请一位文学界的某老师看一看，指导一下，又担心麻烦了人家，近百万字的三本书稿要浪费人家多少时间？谁会有如此耐心，谁能误得起那么多时间？我在心里想求找的几个人，思来想去都不敢去求，其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的作品是否值得人家一读？我是乞丐进发廊——谁理呢？ 
我因怕而想把这书放弃算了。可近期以来，又相继读了《李锐反左文选》，还有这位老人的《直言——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》，师东兵的《文化大革命纪实》，还订阅《文学故事报》《书刊报》《炎黄春秋》等报刊杂志，已刊载反思“文革”的文章何止千篇，那都是大人物写的大事件大文章。既然人家大人物能写敢写大文章，我这碎人物也就能写牛毛细丝的文章吧？李锐老人的几句话，对我的启发和鼓励很大，他说：“……请问尚有何眷恋？关怀莫过后来者，忆旧休忘左祸殃，但愿一言堂永绝，神州遍地百花香。” 
近期读了《炎黄春秋》2010年第六期王海光先生的文章《不堪的回首》——刘丽英书评。所评的书是刘丽英回忆录《往事回首》，（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）。 
王文说：“这部书的意义在于，它通过作者个人真实的‘文革’经历，揭示了在‘文革’中砸烂公检法的一段历史。以笔者所见，在国内比较详细地写公安系统内部‘文革’运动的书籍，这是第一部。”“公安机关首当其冲，是最先被军管的系统。军管人员一不懂法律，二不讲政策，却有‘阶级斗争’的政治偏执，办案不讲程序，定罪缺乏标准，一切听从政治需要。‘文革’中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在军管时期造成的。”“在辽宁省被割喉管处死的有30多人，张志新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”“在文革十年中，辽宁省有2.5万人被逼致死！”“公安部8个副部长中的7个，49个正副局长中的43个，166个正副处长中的63个，都被打成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、死不悔改的走私派……”“‘文革’中，受到迫害的公安干警34481人，其中判刑的1329人，戴上各种帽子的3652人，被打死逼死的1257人，致残的3624人……作者作为‘文革’中受迫害的公安干警之中的一员，把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起来，公示于众，不是为了了却个人恩怨，而是为了全体在‘文革’中被侮辱被伤害的人。提醒我们还有这一段不能忘记的记忆。” 
我摘录上面这段话，就是想证明出版署对“文革”的书和文章，并没有如何的严格限制或禁锢，因为刘丽英的《往事回首》这部书，是2009年12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。 
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，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，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方针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在逐步实现。年逾古稀的我，生活在如此和谐的社会中，太幸福了，如果再活几年，我要写一写晚年的幸运幸福的日子里的喜闻乐见。
 
【作者简介】 
刘平，男，汉族，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人。是一个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古稀老人，一个略微有点知识的农民，一个热爱文史，视书如命的老中医。一生中崇拜明君贤臣，鄙视昏主暴君和奸臣酷吏；最尊崇忠义善良，侠肝义胆之人，诅咒奸佞屑小，阴险狡诈之徒；最痛恨制造冤狱、诬陷忠良之恶行；最崇尚除奸平冤昭雪之壮举；最敬仰古之包公狄公、今之邓公胡公。幼年贫苦，读书甚少，学问浅陋，见识狭隘。是一个秉性耿直，寡言少语，生活低调之人；听评书掉眼泪——替古人担忧之人。 
如能算半个文人，说真话是文人本色。崇尚真诚善美，反感虚假丑恶，是一生不变之宗旨。已出版《平民与稗史?暮年忆往事》、《平民与稗史?特殊十年经历》、《平民与稗史?散文集》三卷近一百万字的平民作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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